杜甫的诗风(《长安三万里》的浪漫滤镜背后，杜甫才是那个“拧巴”的自己)

□赵桂琴

正在热映的《长安三万里》以豆瓣评分8.0分高开，截至7月24日0时0分，票房突破12亿元，可谓火出了圈，更有人将这部首次通过动画塑造李白形象、有着史诗格局的电影誉为国漫史上的一朵奇葩。

撇开片中为了故事连贯所需而做的那些背离历史的改编“硬伤”，总体而言，这的确不失为一部画面精美、情节感人、底蕴厚重、意境深远的好电影，值得一观。

只是，在满足对大唐浪漫主义的全部想象之后，我们也应当还原一下历史的真实模样。比如，高适与李白原本是通过杜甫相识的，而非邂逅于洞庭湖畔的少年知己；目前也并无证据显示，高适曾对因投靠永王而深陷囹圄的李白暗中相助；李白的确不太“靠谱”，但电影中将其演绎得也着实有些夸张……

而电影中没人在意的杜甫，其实才是大多数普通人不愿接受却穷其一生也难以避开的那个“拧巴”的自己。

我们先看李白，妥妥的偶像范儿。

他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浪人，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饮君子，是“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的浪漫诗仙，多少人膜拜在他“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洒脱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放之下。

众人皆叹他的作品何其浪漫，殊不知他做人却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在诗中肆意展现追求现世享受的生命观，渴望闻达，热爱高光环绕的生活，入赘前宰相孙女的婚姻选择难逃趋炎附势之嫌。当然，他才不介意世人是否会嚼舌根。

身为商人之子无缘科举，却成功走通玉真公主的“终南捷径”，给他带来一段生命中的高光时刻。被谤辞职后虽也心情抑郁却很快能够自洽释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投身永王李璘以期最后一搏，是政治嗅觉的钝感幼稚，然不甘寂寂一生的投机心理也再次暴露无遗。

只是，这充满讽刺的一切皆因他是李白而化为传奇。

众生仰望李白，只缘：

就作诗，他达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才的高度；

就做人，他身上这种浑不吝是众人只能艳羡却不敢学且学也学不来的落拓不羁的处世态度。

再观高适，有着安东都护之孙的身世，却家贫潦倒，三十多岁科举落榜，再次耕钓于宋城达十年之久。

这个自带能量的小宇宙，自己身处困顿居然还能乐观激励朋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想必这也是他当时的自勉之词吧。

他46岁时才在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宋州刺史张九皋推荐下，应有道科（指有道德、有才的人可以被举荐为官）中第，获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封丘尉。三年后辞职，又得到唐朝名将、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赏识，从而用14年的时间实现了从小小办事员到散骑常侍、渤海县侯的阶层跨越。

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就是高适这样的人吧。

他目睹了“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也见识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心头的那团小火苗却依旧在燃烧。与被时代压垮的大多数人不同，他在大时代的变迁中顺势而为、与之共舞。

安史之乱击垮了杜甫，永王叛乱沉沦了李白，高适却在平讨二乱中脱颖而出，一路官至淮南节度使、剑南节度使，跻身一代封疆大吏。不禁令人联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笔墨：“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我们致敬高适，因为他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初心如磐、砥砺前行的英雄主义者的最佳励志范本。连《旧唐书》也不得不点赞道：“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再让我们把镜头聚焦于杜甫，他的笔下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兵车行，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三吏三别，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穷苦书生，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追赶抱茅群童的踉跄老翁，是我们都想逃离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世界的缩影。

因此，与杜甫相比，众生多更爱李白。连余光中都说，“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把胡马和羌笛交践的节奏，留给杜二去细细的苦吟。”

至于李白，天子也当他是“谪仙人”，自然可以随心所欲、特立独行，“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一生，高光时刻亦好，落魄境地也罢，活的就是一个恣意，决不违心，勿论摧眉折腰。放眼古今，几人能够？人生如此，何憾之有！

搴杜甫悲天悯人之情怀，藉李白之活法，去成就如高适般的一番功业，是很多人的理想人生。

只可惜，现实总是过于骨感，“剧终”时大多数人活成了那个“拧巴”的杜甫，李白和高适却变成了梦中的“彩蛋”。

这或许也是不少中年人观看《长安三万里》竟至泪奔如雨的原因吧。初看不解剧中意，再观已是剧中人。

然而，BBC纪录片中称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木心说：“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诗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早在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杜甫的孙子杜嗣业将杜甫骸骨自湖南岳阳背回河南偃师与祖母杨氏合葬时，元稹便为杜甫撰写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并一反盛唐以来长期冷落杜甫、忽视杜诗的社会风向，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了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历史作用：“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从而将杜甫推上中国古典诗词“诗圣”的宝座。

《旧唐书·杜甫传》全文引录了元稹对杜甫的赞誉，并说：“……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若说杜甫前半生过的是不谙世事、裘马清狂的司马公子（其父杜闲曾任奉天令、兖州司马等职）的快意生涯，在他的后半生，这个屡遭多舛命运痛击、困苦生活摧残仍旧胸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救世理想的倔强儒生，则将其饱尝的人生百味皆化作笔下的沉郁顿挫，在命运的淬炼下，他涅槃成为一位为人民疾苦泣血呐喊的苦难诗人。

鲁迅先生说，悲剧即是将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没错，杜甫是一出令人唏嘘的悲剧，他却记录下一个完整的历史天空，成为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正是这支悲怆的命运交响曲，将杜甫和人民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融进这历史长河的滔滔洪流之中，因而成就其伟大。

历史原本不就是人民写就的吗？想到此，微如草芥的我们，心底是否也泛起丝缕欣慰？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